A Text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提要：翻譯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需要吸收其它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論以發展和構建自已學科的研究方法。語言學一向與翻譯研究的關系密切,當代語言學，尤其是語篇語言學，更有可能為翻譯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研究模式，因為當代語言學不再限定于研究語言本身，而是把視野擴大到語境和語言的交際功能。本文概述了語篇語言學概念，比較它與傳統語言學的異同，討論了該研究模式的研究范圍、研究重點以及研究方法。
關鍵詞：翻譯研究 語篇語言學 研究范圍 研究方法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new discipline which needs to draw on findings and theories of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formalize its own methods.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linguistics has a great deal to offer to the budding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t is a discipline which studies language both in its own right and as a tool for generating meaning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modern linguistics, which no longer restricts itself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structures, but rather relates to the world around and to other disciplines as well as to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the language.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text linguistics is review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and text linguistics are briefly examined, and research areas and theories relevant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research methods are then discuss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ext-linguistics research scopes research methods
1. 引言
美籍荷蘭學者James Holmes在"翻譯學的名與實"（1987）一文中，對翻譯學的研究目標、研究范圍以及學科內部的劃分提出了詳細的構想（見張美芳2000a）；我們認同Holmes的觀點：翻譯學實質上是以經驗為依據的學科，其目標有二：（1）描寫客觀翻譯現象（翻譯過程、翻譯作品及其在譯語文化中的作用）；（2）建立能夠解釋和預測這些現象的原則和參數體系。其基本研究方法是觀察、描寫和解釋。
Holmes把翻譯學分為三大分支：一、描寫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二、翻譯理論（Translation
Theory）；三、應用翻譯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描寫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同屬純研究性質。描寫翻譯研究包括三種：（1）產品導向
（product-oriented）研究；（2）過程導向（process-oriented）研究；（3）功能導向 （function-oriented）研究。翻譯理論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寫翻譯研究的成果，加上相關學科的理論，建立用于解釋和預測翻譯過程和翻譯產品的原則理論及模式。理論研究又分通用理論研究和局部理論研究兩部分。局部理論研究主要包括六個方面：（1）翻譯手段；（2）翻譯范圍；（3）翻譯等級；（4）文本類型；（5）不同時期的翻譯；（6）特殊問題。在這六個方面中，文本類型（或語篇類型）研究的是不同類型的文本翻譯中的特殊問題。Holmes（1987）指出，文學專家和神學家早已注意到文學翻譯問題以及圣經翻譯中的文體和語體等復雜的因素；七十年代以來，不少學者也開始研究科技文獻和實用文獻的翻譯問題。然而，所有這些努力都未能開花結果，原因是對于語篇、文本和話語等術語和理論一直未有定論。
近年來，語篇語言學（text linguistics）有了很大發展，西方學者紛紛把其理論引進翻譯研究領域，這主是因為當代語言學（尤其是語篇語言學）不再限定于研究語言本身，而是把視野擴大到語境和語言的交際功能；例如，語篇語言學把文本視為交際活動，而不是一串串定形的文字與結構，而語用學則研究語言的使用，而不是把語言作為一個抽象的系統（Baker
1992: 4-5）。
翻譯工作者要研究語言，掌握語言的基本結構，明白語言如何在實際中運作，了解語言的本質及其功能，才可以系統地、有效地進行描寫研究。描寫研究分支是翻譯學中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分支，因為該分支的研究成果為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提供了具體的資料和依據。
本文主要探討描寫翻譯研究中的一種研究方法（approach）：即翻譯研究的語篇語言學方法。從應用語言學的角度看，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可操作性強的方法，而不是翻譯技巧或翻譯手段（參見Bell
1991: 27）。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要提出一個能被普遍接受的翻譯理論似乎為時過早，因為它至少必須具有Bell（1991: 26-27）所說的"可實驗性"（empiricism）、"可預測性"（determinism）、"簡易性"（parsimony）和"概括性"（generality）。
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將首先闡述語篇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及其歷史，然后簡單比較它與傳統語言學的異同，進而討論翻譯研究的語篇語言學方法以及語篇翻譯研究的范圍、研究重點以及研究方法。
2．關于語篇語言學
"語篇語言學"的英文是text linguistics，但有些學者也用discourse analysis（語篇分析）或text analysis（篇章分析）來指這一學科。一般說來，英美國家的學者喜歡用discourse
analysis，而歐洲大陸的學者則喜歡用text linguistics（見黃國文2001）。我國學者對discourse analysis等術語的翻譯也還沒有完全統一的看法。胡壯麟（1994：3）認為，"'語篇語言學'或'語篇分析'兩種說法基本上是同義的"。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不對"語篇語言學"、"語篇分析"、"話語分析"、"話語語言學"等進行區分（參見黃國文
1988，2001）。
語篇語言學是60年代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年輕的學科，很多學者的研究都促成了它的發展。例如，社會學家Hymes 發表的題為 "Towards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1964)一文，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社會環境中的言語使用問題；語言哲學家Austin (1962), Searle
(1969) 和Grice (1975) 等人從言語行為理論和會話含意等角度研究語言使用；Halliday (1973，1985) 的功能語言學特別強調語言的社會功能和純理功能（參見黃國文
2000）；Labov（1972）對語言變異做了開創性的研究；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和Goffman
(1976, 1979) 對會話常規 (Conversation norm)、話輪（Turn）等口頭交往的分析揭示了會話的結構規律；Gumperz
& Hymes (1972) 對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言語行為（如講故事、問候語等）的研究從社會語言學角度探索了語篇分析的新路子；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對課堂上教師與學生的對話模式的研究揭示了話段與語篇之間的內在聯系。總的說來，語篇語言學吸收了包括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慢慢形成了一個專門研究交際中語言使用情況的涉及多個學科的一門學問。
語篇語言學的興起和發展對翻譯理論與實踐的探討起到了推動作用。在實際翻譯中，已有不少人把語篇當作翻譯對象和基本單位（參見司顯柱 2001）。關于語篇的定義，目前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quot;形式/結構"（formal/structural）派的看法：從結構方面看，"語篇"是大于句子的語言單位；語篇由句子組成。一是"功能"
派的看法：從功能方面看，語篇是一個語義單位，它不是一個比句子大的語法單位；它與句子不屬于同一類型，因此它們之間不是"大"與"小"的關系；語篇與句子之間的關系是"體現"（realization）關系，即語篇由句子體現，或者說句子（形式）體現了語篇（語義）。
3．語言學模式與語篇語言學方法
我們把語言學模式與語篇語言學方法進行比較，實際上是對傳統語言學翻譯研究模式與當代語言學翻譯研究模式進行比較。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模式開始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著科學技術及語言學的發展，西方學者逐步認識到，翻譯不僅是一門藝術，而且是一門學科，而語言學就是其科學的依據之一。從文獻看，蘇聯的費道羅夫"第一個從語言學角度對翻譯理論進行系統的研究，并向傳統的翻譯理論研究發起挑戰"（林煌天主編1997：172）。英國的Catford（1965）提出了一個以M.A.K.
Halliday的"階與范疇語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為理論指導的翻譯研究模式，書中闡述了語際間的層次轉換（level
shifts）和范疇轉換（category shifts）問題；在這個模式中，層次轉換指語法、詞匯、語音、詞形等，范疇轉換包括語言結構、語言系統、語言單元、語言類別方面的轉換，所有這些轉換的核心概念是"對等"（或"等值"）。蘇聯的巴爾胡達羅夫（1975）特別強調語言學理論的重要性，并認為翻譯的語言學理論是翻譯理論的核心；科末薩羅夫還提出把以語言學為基礎的翻譯理論研究轉變為一門獨立學科：翻譯語言學。此外還有許多這方面的論述及論著相繼問世，它們極有可能匯成了一整套翻譯的語言學理論（參見林煌天主編1997：172-3頁，張美芳
1997）。
總的說來，翻譯的語言學派視翻譯為語言運用的一種特殊的形式，注重研究源語與目的語之間的異同及言內關系，把翻譯過程視為把一種文字材料轉換成另一種文字材料，把一種語言產物在保持內容（命題）不變的情況下改變成另一種語言產物的過程，因此，轉換規則是翻譯研究的重點對象，對等/等值是翻譯研究的核心。正如Neubert
& Shreve （1992: 19）所說的那樣，"語言學模式調查研究詞與語言結構的轉換潛勢，力圖建立語際間的對等規則，認為語際間的對等可在不同的語言層面實現"。
翻譯研究的語篇語言學方法（途徑）是傳統語言學途徑的發展，它重視的是語篇分析和語用意義，其研究對象不僅僅是原文和譯文兩種語言體系，而且還涉及語言體系以外的各種制約因素，包括"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這種模式認為，意義并非由語言結構本身決定，而是由整個語篇（包括它的語言體現形式和它的交際功能）；翻譯中傳遞的是原文的語言含義和語言使用（即交際）功能。
根據Neubert & Shreve （1992: 23）的觀點，以傳統語言學模式操作的翻譯過程是一個從詞及其互不關聯的意思開始的自下而上（bottom-up）的過程，這種過程生產出來的譯品，很難被目的語讀者認同；而語篇語言學方法把翻譯看作是一個自上而下（top-down）的過程，即先決定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屬性或類型以及其交際功能，再通過一個個的語言結構體現預定的語篇。在翻譯實踐中，要重組（建構）一個適用于目的語社會的語篇，并非取決于表層結構（如一個個句子）的轉換，而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選擇語言資源，對整個語篇進行重寫。Neubert
& Shreve（1992：24）認為，在動手翻譯之前，譯者的腦子里首先有一個"虛構的譯本"，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對語言的選擇受控于譯者腦子里的'虛構譯本'；目的語中的資源為虛構譯本轉變為真實譯本提供了材料"。因此，翻譯并不僅僅轉移原文的意義，而是要轉移原文的交際價值。
簡言之，傳統語言學翻譯研究方法與語篇語言學翻譯研究方法的差異至少有三點：（1）前者的重點在句子，認為意義決定于詞與句；而后者的重點是整個語篇，認為意義通過語言結構來體現；（2）前者把翻譯對等的概念建立在詞、句層面上，而后者則認為翻譯對等建立在語篇和交際層面上；（3）前者的研究對象只是語言，而后者的研究對象不僅是語言系統和言內因素，而且還包括言外因素（包括"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
4．功能的翻譯觀
從目前的狀況看，越來越多的翻譯研究者都在尋找語言學理論作為分析和研究框架。在形式理論與功能理論的選擇上，功能理論更加受歡迎，原因主要是它與翻譯的目的相吻合，都是從交際的角度出發。據我們的觀察，很多翻譯研究者對Halliday的功能語言學情有獨鐘，他們都試圖用這個理論闡釋翻譯中的問題。Halliday
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985) 一書的前言中明確指出，他建構功能語法的目的是為語篇分析提供一個理論框架，這個框架可用來分析英語中任何口頭語篇或書面語篇（參見黃國文
2001）。
在我們看來，比較成功地把Halliday的語篇分析思想應用于翻譯的研究的著作有：Hatim & Mason 的《語篇與譯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Bell 的《翻譯·譯者·譯論》（Translation,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Theory，1991），Baker的《換言之：翻譯研究課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2），Hatim & Mason 的《譯者是交際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1997），和Hatim,
Basil.的《跨文化交際：翻譯理論與對比語篇語言學》（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1997）。
我有六位忠實的仆人，
（他們教我運用我的知識）；
他們的名字是："什么？"、"為什么？"、"什么時候？"、
"怎么樣？"、"哪里？"和"誰？"。
這首詩中六個問題的每一個都規定了一個（或多個）語篇參數（見圖表一）："什么"指語篇所包含的信息，是信號的意義、言語行為的命題內容，也即語篇的范圍（語場）。"為什么"指信息發送者的意圖、語篇問世的目的、言語行為的施為作用等。"什么時候"所關心的是交際的時間背景。"怎么樣"含有兩種意思：（1）交際者的態度，即語篇的基調（語旨）：嚴肅的還是輕浮的或是冷諷的；（2）交際的手段，即語篇方式（語式）：文字的或是非文字的，口頭的或是書面的。"哪里"所關心的是交際的地點（語場）?quot;誰"指的是交際者的身份和他們之間的關系，這些決定了語篇的基調（語旨）。
社會變數 語篇范疇 語言形式
參與者 語旨 句法
目的 語式
背景 語場 詞匯
圖1 語篇參數 (Bell 1991: 9)
語言是一種具有各種特征的代碼，包括語音、文字、語法、詞匯、語義等方面的特征。語言的使用就是從這些代碼特征系統中作出選擇，創造出可以傳遞意義的語篇。另外，每一種語言都有其方言特征
(dialect features) 和使用標記 (markers of the use)。對于譯者來說，了解語言特征，尤其是了解語言的使用標記，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翻譯過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對語篇進行分析，而語篇參數是分析的重要依據。譯者首先要辨認出語言使用的各種標記：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墓叵擔ㄓ鎦跡⒎⑺托畔⒌那潰ㄓ鍤劍┖陀鍥姆段в肽康模ㄓ锍。ú渭琶婪?
2001b）。
譯者碰到的問題是與社會因素緊密聯系的：（1）交際者的身份及其之間的關系；（2）根據語篇的目的（功能）選擇語篇的表現方式；（3）語篇所涉及的（發生在社會上某個領域的）事情。此外，譯者還要對兩種語言的（語音、文字、句法、詞匯、語義的）特征了如指掌，才能根據語篇的參數在語言的特征系統中作出選擇，創造出一個和原文等值的語篇來。
語篇語言學者Beaugrande & Dressler（1981: 3）認為，語篇作為一種"交際活動"（communicative occurrence），它必須具有七項標準：銜接性(cohesion)、連貫性(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語境性(situationa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七項標準中，"銜接"和"連貫"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是實現其它標準的基本手段。銜接是語篇特征的重要內容，它是一個語義概念，它體現在語篇的表層結構上。語法手段（如照應、替代、省略等）和詞匯手段（如復現關系、同現關系）的使用，都可以表現結構上的粘著性（即結構上的銜接）。從這一點看，銜接是語篇的有形網絡。連貫也是一個語義概念，它也是語篇特征的重要內容，指的是語篇中語義的關聯，連貫存在于語篇的底層，通過邏輯推理來達到語義連接；因此，可以說它是語篇的無形網絡（參見黃國文1988：10-11）。
我們認為，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和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是翻譯行動論（包括翻譯目的論）的核心內容（參見張美芳
2001c）。在翻譯行動論者的著作中，"意圖"和"接受"二詞無處不在（見Nord 1988, 1997；引自陳德鴻、張南峰主編，2000）。這些學者認為，可以從語篇制作者或接受者的角度來分析語篇功能。從制作者的角度來分析，就是要了解作者意欲透過語篇表現什么意圖，因為這意圖主宰著語篇制作的策略（如闡釋主題、選擇修辭手段和語言結構等）（參見張美芳
2001c）。譯文的合適性主要取決于它的目的或任務，譯文并不一定要忠實地模仿原文；"忠實"于原文只是一種可能的、合理的目的或任務（Vermere
1989）。在很多情況下，"忠實"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語篇的其它標準也很重要，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如果其中的任何一項標準沒有達到，都會影響語篇的交際性"(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3)。我們常常見到這樣的譯文：語法正確，但讀起來不通順。其原因就是譯文沒有達到目的語的語篇標準。然而，語篇的七項標準在每一種語言中的表現形式又不盡相同。因此，譯者要根據目的語的實際情況作相應的調整，才能使譯文既保留原意，又自然通順。但是，究竟不同的語言有哪些不同的標準？譯者應該如何調整才合理？這些都是每個翻譯研究者需要探討的問題（參見張美芳
2000b）。
5．語篇翻譯研究的幾個重點
從語篇語言學的角度看，在翻譯研究中有幾個方面是探討的重點。下面我們對它們逐一進行討論。
5．1 重點一：意義與其體現形式之間的關系
人們在交際過程中一般是通過形式來體現意義、意圖、目的的。這種用于體現意義的形式既可能是言語性的（verbal），也可以是非言語性的，還可以是非言語性伴隨言語性的形式。例如，要表示「要求某人關門」這一意義，在漢語中可以說"請把門關上"、"請你把門關上"、"請您把門關上"、"請把門關上，好嗎?"、"請你把門關上，好嗎?"、"請您把門關上，好嗎?"，等等；在英語中則可以說
"Close the door."、"Close the door, please."、 "Please close the door."、
"Can you close the door?"、"Will you close the door?"、"Would you please
close the door?"，等等。無論是用漢語還是用英語來表達「要求某人關門」這一意義都可以有非言語性的形式伴隨。這些可能被選擇的形式除了表示「要求某人關門」這一基本?quot;概念"（命題）意義（ideational/propositional
meaning）外，它們還因各自的不同形式表達了不同的人際意義（interpersonal meaning）和語篇意義（textual meaning）。這三種意義與前面講的"語場"、"語旨"和"語式"是屬于同一類情形的。
就翻譯而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既可譯為 "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又可譯為 "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從翻譯方法上講，前者是"直譯"，后者是"意譯"；從翻譯策略上講，前者用了"異化法"，后者用的是"歸化法"。如果我們從語篇參數角度考察上述兩句譯文，便可看出，它們的"語場"、"語旨"
和"語式"是有差異的。如果從"文化語境"方面考慮，就更能解析它們所傳遞的不同意義。
5．2 重點二：語篇特征
Neubert & Shreve （1992）認為，研究翻譯模式有七種：（1）批評模式；（2）實踐模式；（3）語言學模式；（4）語篇語言學模式；（5）社會文化學模式；（6）計算模式；（7）心理語言學模式。對于這七個模式，他們又著重闡述了語篇語言學模式。他們說，從語篇語言學初露端倪之時起，語言學家就一直在尋找一種導向性原則；而語篇特征原則
(the principle of textuality) 至今最具說服力，它把翻譯過程、譯者對外界的知識和語篇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翻譯成品（見Neubert
& Shreve 1992:69）。他們認為，語篇特征指的是作為語篇必須具備的特征的復合體，是某個語言客體（linguistic object）在社會和交際制約中所折射出來的特質。一般說來，社會和交際制約可在語篇表層的語言結構中反映出來。他們所持的有關語篇特征的觀點與Beaugrande
& Dressler（1981: 3）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翻譯研究中，語篇特征原則可用來解釋如何獲得原文和譯文在語篇層面上的對等。但是，研究者必須清楚，獲得語篇對等的條件是什么？有哪些特別的因素使語篇有別于非語篇？是什么特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創造了語篇特征？Beaugrande
& Dressler（1981）和Neubert & Shreve （1992）都認為典型的語篇應具有以下七個語篇特征：意圖性、可接受性、情景性、信息性、連貫性、銜接性、互文性。其他學者（如Reiss
1989, Vermeer 1989, Hatim & Mason 1990，1997，Bell 1991）在談論語篇翻譯時，也提到了這些語篇特征。有些學者把語篇特征用作自己的分析框架，如Reiss（1989），Vermeer（1989），Nord（1997）等翻譯行動派（目的派）；而有些則把它作為研究對象，如Hatim
& Mason (1990,1997) 和Bell（1991）等語篇分析派。
5．3 重點三：語境與語言選擇
社會是一個文化系統，也是一個符號系統和意義系統，而語言是其中一種符號。語言之所以產生意義是因為它與社會文化中的其他符號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研究語篇必須聯系其語境，因為在實際生活中，通常都是先有語境，才會有語篇。語境與語篇是互相依存的；特定的語境要求特定的語篇，特定的語篇創造了特定的語境。因此，非正式的語境導致人們使用非正式的語言，而正式的語境則要求人們使用正式的語言（見Thompson
1996: 9）。
在交際過程中，語言的意義通常是根據語境來確定的。同一個語言單位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意義。我們（黃國文 2001）曾經舉了這么一個例子：book
在He has written a book on discourse analysis. 一句中是名詞，它表示的意義是"書"（"他寫了一本語篇分析方面的書。"），它在I
will book a room for you. 一句中是及物動詞，表示的意義是"預訂"（"我會給你預訂一個房間。"），在He will book
into a small hotel. 一句中，book 是不及物動詞，表示的意義是"登記住入旅館"（"他將住進一家小旅館。"），在He speaks
only the book variety of French. 一句中，book 是形容詞，它表示的意義是"按照書本的"（"他只能講書本上學來的那種文縐縐的法語。"）。
Halliay & Hasan（1976: 283）曾舉以下例子以說明語篇銜接的一些特征：
There's a boy climbing the tree.
a. The boy's going to fall if he doesn't take care.（這個男孩如不小心就會摔下來。）
b. The lad's going to fall if he doesn't take care.（這個小伙子如不小心就會摔下來。）
c. The child's going to fall if he doesn't take care.（這個小孩子如不小心就會摔下來。）
d. The idiot's going to fall if he doesn't take care.（這個傻瓜如不小心就會摔下來。）
以上a，b，c，d四個小句都可以連接前面的小句，a 句中the boy 是前面小句中boy的重復，b句中 the lad 是boy的同義詞，c
句中the child 是boy的上義詞，d 句中the idiot 是一個泛稱。從功能語言學角度看，選擇就是意義。以上四個小句選擇不同的詞來指稱前面提到的"男孩"，每個選擇都有其特定的意義，因此在翻譯中，要深刻理解原文的選擇意義，才可以準確地把原意表達出來（參見張美芳
1999）。雖然"銜接"主要指語篇內而不是語篇外的因素，但是它仍然會與語境有關系。選擇什么字眼，既反映了說話者與聽話者的關系，也說明了說話者的地位和身份特征。
5．4 重點四：語篇體裁與情景語境
關于語篇體裁與情景語境問題，我們曾進行過專門的討論（如黃國文 2001；張美芳2001b；張美芳2001c）。我們認為，每一個語篇都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起交際作用的，屬于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的人通常都能看出其交際目的。例如，在中國，如果一個人在路上碰到一個熟人，可能會說，"你吃了飯沒有？"、"去哪里？"、"去上班啊？"、"最近忙些什么？"一般說來，這些話是中國人用來打招呼的，而不是真正想干涉別人的私事。但是，西方國家的人通常并不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們聽到這些話后可能會誤解，甚至還會惱怒。
有些語篇的使用目的相同，語言行為所需要的步驟也基本上一致，例如到糖煙酒商店買香煙、到郵局買郵票或到市場去買菜，中國人和英國人的語言步驟基本上是一樣的。這種有目的的語言活動在語篇分析中稱為"語篇體裁"（genre），雖然屬于"買賣"這個語篇體裁的語篇會有差異，但它們的基本結構是一樣的。從文化語境的角度看，每個語篇都可看作是屬于特定的語篇體裁。語篇體裁是通過兩種方式來體現的：一是"綱要式結構"
5． 5 重點五：蘊含意義的解釋
在很多情況下，譯者的難題并不在原文本身（因為他可以照字面意思譯），而是能否讓目的語讀者明白原文的蘊含意義。Grice (1975) 在其著名的
"Logic and Conversation" 中提出了會話含意的概念：為了使會話順利進行，交際的雙方都必須遵守一條原則，即所謂的"合作原則"。有了這條原則，交際雙方所說的話語就不至于不連貫，因而雙方就可以互相配合，達到成功交際的目的。
Grice認為，合作原則含有四條具體的準則：（1）量準則(the Maxim of Quantity)，(2)質準則(the Maxim of
Quality)，(3) 關系準則(the Maxim of Relevance)，(4) 方式準則 (the Maxim of Manner)。在交際過程中，遵守這些準則就是遵守合作原則。然而，在實際語言交際中，人們違反這些準則的情況比比皆是。Baker（1992：224）曾舉以下例子說明人們在交際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則：
A: What is Jane up to these days?
B: It's raining.
表面看來，B是答非所問。但實際上，他有可能是故意違反會話原則。因此A就要根據自己的判斷去理解B的含意。其含意至少有兩種：一是"我不想談這個問題。"二是"你弄錯了
-- 你不該問我這個問題。"
對于故意違反合作原則的對話，在翻譯中是比較容易處理的。而有說話者并沒有違反合作原則，只是話語不連貫，這時就需要譯者遵循合作原則中的關系準則，對不連貫的話語作出連貫的解釋。例如：Elizabeth
is putting on a lot of weight. She smokes very heavily (Baker1992：226).
Baker 認為，如果把這兩句話聯系在一起，至少有4種解釋：（1）由于伊莉莎白吸煙吸得很厲害，因此胖了不少。（2）由于伊莉莎白的體重猛增，所以她拼命地吸煙。（3）盡管伊莉莎白吸煙過多，她的體重還是增加了。（4）伊莉莎白體重猛增，而且還不斷地吸煙。對原文兩句話之間的語義關系的解釋，一方面靠語境，另一方面靠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蘊含意義。當然，前面講的語篇參數也可用來解釋它們之間的關系。
如何翻譯出語言蘊含意義是譯者的任務，而描述不同譯者對此類問題的處理手法，并利用相關的理論去解釋這些處理手法及其原則，就是翻譯研究者的任務了。我們認為，語篇語言學的分析方法不但可以幫助我們正確的理解原文，而且還能為選擇合適的譯文提供理論上的依據。
6．結語
本文探討了描寫翻譯研究中的一種研究方法，即翻譯研究的語篇語言學方法。我們在文中提出了語篇語言學方面的理論依據和研究重點，這只是我們初步的設想和構思；語篇語言學方法對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的啟示是很多的，本文限于討論范圍和篇幅，未能對其中一些問題展開討論，對語篇翻譯研究的重點也只是列舉一些。我們相信，以后還有機會把我們關于翻譯研究的語篇語言學方法方面的一些想法提出來與大家商榷。
翻譯學在學術領域中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剛剛開始形成自已的特點。它跟其它年輕的學科一樣，需要吸收其它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論以發展和構建自已學科的研究方法。翻譯學應引入哪些學科的理論仍未有定論。現代語言學，尤其是語篇語言學，與翻譯學的關系息息相關，因為語篇語言學是把文本視為交際活動，而不是一串串的文字與結構；其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語言系統和言內因素，而且還包括言外因素（如說話者/作者與聽者/讀者及其之間的關系、社會文化、情景語境，等等）。
翻譯學的目標是描寫客觀翻譯現象和建立能夠解釋和預測這些現象的原則和參數體系。翻譯研究者要研究語言，掌握語言的基本結構，明白語言如何在實際中運作，了解語言的本質及其功能，才可以系統地、有效地對研究結果進行描述或解釋，并為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提供具體的資料和依據。
參考文獻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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